母親的話

母親出生在舊社會，沒有進過學校門，但她教育我們的話卻總是那么有道理。今天，她已經離開我們十多年了，很多的時候，她的話仍然會在我的耳邊響起。

她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吃不窮，穿不窮，打算不好一世窮”。我們家有兄弟姊妹七個，而且都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時候水稻產量低，一畝田只能收三、四百斤稻谷。一年里有半年缺糧食，油鹽常常要找親戚朋友借。加之上面還有爺爺奶奶，一大家子的生計全靠母親操持。為了讓每一個人都能吃飽，父母每年都要帶哥哥姐姐們上山開荒種紅薯，紅薯成了一家半年的糧食。此外，春種豆，秋種麥，房前屋后栽滿了蔬果。蔬菜豐收后，母親便把一時吃不了的做成酸菜、干菜。廚房角落里排了不少的壇子，有酸菜壇、榨菜壇以及豆豉壇。母親煮的豆豉又紅又香，炒菜時放一勺，香氣便溢滿了整個院子，也深深地滲進了我的骨子里。至今，蒸臘肉、炒蔬菜，我仍然習慣放豆豉。

一大家子的穿也著實讓母親費盡了心思。最常用的辦法就是大的穿過不能再穿了的，縫補好給小的穿，姐姐們穿過的改一改又給弟弟穿。母親常常引用那些年一句很時髦的話，“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春節前，母親總要把積攢了一年的布票拿出來，上街挑選便宜的布買回來，請裁縫師傅到家里給大家做新衣，初一初二走親戚時大家便都能穿上新衣了。我們穿的鞋，大多是母親做的布鞋。記得生產隊開會了，與鄰居聊天時，母親經常會一手拿千層鞋底，一手拿長針粗線，不緊不慢地納著鞋底，還不時把針放到頭發上磨一下。這種鞋既輕便又透氣，就是怕水。所以有時放學正趕上下雨，我們便把鞋子脫了打著赤腳回家。

母親雖然是文盲，但對子女讀書卻看得很重。她常跟我們說“養崽不讀書，等于養頭豬”。盡管那時的學費便宜，小學低年級只要五毛錢，到了高年級才要一塊幾毛錢。但對于農村家庭來說仍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而且農村重男輕女，女孩子一般不讓讀書。母親卻不一樣，她說過去她沒讀書是家里窮確實沒有辦法，現在只要能想到法子就一定要讓大家都上學讀書而且男女平等。生產隊每年年底按工分年終決算，年成好時一家能分到十多元或者幾十元錢，母親在安排使用時先把小孩的學費預算進去再考慮過年和來年開春的種苗費用。家里有幾只下蛋的母雞，除了來客和大家過生日吃一兩個蛋外，其余的母親全收集起來拿到集市上賣。那些年隊里種了不少的油茶樹，冬天每戶能分十到二十斤茶油，油一到家母親就要父親挑到街上賣掉，家里吃的還是過年前殺豬時留下的豬油。母親總是勸我們說，“吃差一點別人看不見，沒文化一開口別人就會知道”。同時，母親還鼓勵孩子們自己挖藥材、賣干魚、挑柴賣，錢都由母親分開存著給大家交學費。

有時實在沒辦法交學費了，母親就會帶著孩子到學校給老師承諾什么時候補交，要學校別為難孩子上課。母親總是語氣堅定地說，“老師，哪怕砸鍋賣鐵，我一定會按時把學費給您補上”，而且母親也從來沒有爽約。就這樣家里五個姐姐，兩個上了小學，最小的上了高中，另兩個只上了幾天學自己便不肯去了；哥哥初中畢業，上高中因家庭出身不好沒有推薦上才作罷。我初中畢業后正趕上恢復高考，高中也取消了推薦，順利地考上了縣一中，后參加高考離開了家鄉，直至研究生畢業。

我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以階級斗爭為綱中度過的，因父親是被單位開除回家的右派，沒少受過同學和鄰居的白眼。有一年夏天，我們全家上山采摘了一擔山蒼子，傍晚時分父親送到大隊綜合廠榨油。當天晚上，專抓階級斗爭的大隊治保主任就跑到我家，說父親把變了質的山蒼子交給大隊，是破壞生產的行為，明天要到村小學接受批斗。父母反復解釋說山蒼子都是當天采摘的，絕對沒有變質。甚至說實在不行就不要公分了，但主任堅決不同意。因為我當時正在村小學讀書，除了語文和數學老師喜歡我外，其他老師尤其是體育老師和政治老師經常批評我，如果父親又到我讀書的學校挨批斗，只怕老師和同學們就更加看不起我了，我便跟母說我明天不去上學了。母親撩開粗紗蚊帳，坐到床邊低著頭對我說“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山蒼子是你和我們一起摘的，壞沒壞你還不知道嗎。媽媽明天送你去學校”。第二天天剛亮，治保主任和兩名民兵背著長槍，就把我父親帶走了。過了一會母親牽著我也往學校走，一路上我總覺得有很多雙眼睛在盯著我，不知不覺地便低下了頭走路。母親拍拍我的背大聲說“人在做天在看，抬起頭走路”。我心里頓時覺得我們又沒有做虧心事，有什么好怕的，于是膽子頓時壯了起來，一直抬起頭走到教室里。

“錢是黃柏樹，不苦不得來”。這既是母親的言傳，更是母親的身教。我們兄弟姐妹能夠長大成人，全靠母親吃苦耐勞。她總是家里第一個起床，也是最后一個睡覺的人。我們上學前，母親已經把豬草剁好并放到大鐵鍋里燒開；我們起床后，稀飯咸菜已經上桌。放學后，置放在灶臺上的飯鍋里要么是米飯，要么是粥，又或者是紅薯，揭開鍋蓋，里面總是還冒著熱氣。揭開桌子上的竹篾罩子，就可以看到一碗金黃的酸辣椒或者是撒了鮮紅辣椒灰的酸蘿卜。吃飽喝足后，我們再去砍柴扯豬草。母親當年還是生產隊的婦女隊長，隊里的事要帶頭做榜樣，忙里忙外，從來沒有輕閑的時候。一年四季，母親的手上都布滿了老繭，手背上青筋凸起就像爬滿了喝飽血的螞蝗。冬天，手指頭的裂縫里常有血水滲出，為了止血止痛，手上常常纏滿了一層層從醫院里要到的膠布。剛開始還是雪白雪白的，慢慢的便變黃變黑了。她的言傳身教讓我們深深地懂得，一切幸福都來自自己的雙手奮斗。小時候，我們睡眠都多，有時母親要出集體工了，我們還沒醒來，她叫了幾回后，就會把被子掀開，再抓住我們的手拉我們坐起來。她最愛跟大家說：“錢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就算有掉也要起得早”。在母親的影響下，我們大都養成了早起的習慣。那些年春節，農村習慣放開門響，也就是正月初一開門時要放一封鞭炮，我們家一般是村子里放得最早的。

守本分是母親對我們一貫的要求。她有句很形象的話“吃飯要吃自己手心里的飯，千萬不要把手伸到別人的碗里”。生產隊分東西，她總是最后一個領。我記得隊上有兩片梨樹，秋天分梨子是擺堆分的。那時水果十分稀缺，從掛果時我們就開始惦記。好不容易等到摘梨分梨了，我們一早就眼巴巴地盯著了，哪堆好，哪堆次，心里清清楚楚。但母親從不準我們去挑選，等大家都選好后，她才和父親用籮筐把梨子挑回來，到家了才允許我們從里面挑好的吃。隊里除了梨樹還種有桃子、李子、板栗。桃子李子成熟前后，大家出工路過都會摘一、兩個在衣服上擦掉絨毛就開吃，并美其名曰嘗嘗今年的果子有沒有問題。有些手腳麻利的還會偷偷放幾個到褲袋衣蔸里，但母親從來不準我們摘。她總說“小時偷針，大了偷金”，要我們從小就養成不沾便宜的習慣。有一年春節前的一個下午，哥哥吹著口哨興沖沖地從山上挑了一擔柴回來，母親過去一看就問是在哪里砍的，哥哥說就在自己隊里的荒山上砍的。母親嚴肅地說，那些山上只有芭茅和厥草，偶爾才有兩根桿子柴（灌木），你這一擔全是桿子柴，一定是在禁山上砍的。邊說邊抽出一根枝條要打哥哥，哥哥只得承認是在隔壁生產隊的禁山里砍的。那時候的禁山是要到過年前才劃分給大家砍的，平時偷偷上禁山砍柴只要抓住了，就要罰電影。母親帶著哥哥晚飯也顧不上吃便去找隔壁的生產隊隊長。母親說自己的小孩不知道是禁山，砍了一擔禁山柴，心里很難過，愿意把柴送回來或者出錢把柴買了。隊長見我母親說得誠懇，只象征性收了點錢就不追究了。晚上吃飯的時候，母親又把事情說給了大家聽，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悶著頭不聲不響地吃完飯就散開了。

姐姐們陸續出嫁后，有時也會因家庭糾紛回到家里跟母親訴說委屈。母親總會一邊安慰姐姐一邊勸她們，“在這個世界上，能陪你走到老的，一定是你的老公，父母親只能陪你走一程。一定要多理解寬容自己的老公”。在母親的開導下，姐姐們也陸陸續續地心態平和了下來。所以當姐夫上門來接姐姐回家的時候，他們便會有說有笑地回去。反過來，只要是自己的兒媳婦找母親訴說她兒子的不是，母親便會不分青紅皂白的批評我和哥哥。母親有一句非常絕對的話，那就是“這個世界上，對你最好的只有你的妻子，她們才是愿意為你付出一切的人”。

“人一定不能窮得富不得，富了了不得”。我們兄弟姐妹長大后，尤其是父親平反恢復工作后，家里的生活狀況明顯好轉了，母親便告誡我們千萬不要忘本，要樂于助人。我們隊里有一對從四川逃荒過來安家的夫妻，年紀大了，且無兒無女，母親便經常要我送一點小魚和糧食去接濟他們；院子里誰家生病住院了，母親總要帶上十幾或幾十元錢去看看人家；家里殺豬了，母親便把隊里的人請到家里吃頓飯；鄰居們誰家遇上了困難，需要借錢周轉，只要是找上門了，母親一般都會滿足他們，即使多年后沒有償還，母親也從不上門催收。周邊誰家有紅白喜事擺酒席，母親都會帶錢去掛人情，而我們家卻從不擺酒也從不收別人的人情錢。

我和愛人畢業后分配在同一個城市工作，剛參加工作時，工資低，工作壓力又大，尤其是生了小孩后，壓力更大了，母親便主動過來幫我們帶小孩，直到小孩上小學了她才回老家陪伴父親。父親去世后，我們把她接到市里和我們一起生活。讓我記憶最深刻的是，我們的內褲和襪子破了母親都要用針線縫補好讓我們繼續穿，到出差時她才把補過的收起來，把沒有破過的拿出來。她說穿在里面的衣服縫補過，別人又看不見，有什么關系。她自己更是十分節儉，一生沒有出過遠門，直到八十歲生日的時候，為了躲客，才在我愛人陪同下隨旅游團去了一趟桂林，這是母親一生走得最遠的地方。2010年，母親因腦溢血去世時，姐姐們為母親最后一次擦洗身子，發現母親貼身穿著的白色針織衫內衣補丁疊著補丁。而我們平時給她的零花錢，她都疊得整整齊齊地放在床頭柜里。大家的眼淚便不由自主地流了出來。

現在想想，母親的話并不都是母親的發明創造，很多是流傳甚廣的經典俗語，有些是外公外婆教導過她的，還有一些無非是對生活的認識和感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話都是母親從內心認同并覺得有必要讓我們記住的。如今，我也把這些話教給了我的小孩和家里的晚輩。